近日，法学院朱宝丽教授在《经济日报》刊发题为《建章立制护航人工智能产业》的理论文章，发表时原文略有删减，附原文如下：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加强人工智能治理”。这一重要部署为推动人工智能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发展进入统筹创新与治理的新阶段。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重塑经济形态与社会治理模式。加快构建与之相适应的法治框架，是保障其行稳致远、塑造未来国家竞争新优势的关键举措。

当前，我国人工智能发展呈现出“深度融合、场景驱动、生态协同”的鲜明特征。从产业实践来看，人工智能正从单点应用向全链条赋能转变。在制造业领域，工业AI质检系统通过机器视觉技术实现了产品缺陷的精准识别。据工信部相关报告显示，采用AI视觉检测的制造企业质检效率平均提升3倍以上，漏检率显著降低。在医疗健康领域，智能诊疗系统正快速普及。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已有超1万家基层医疗机构应用AI辅助诊断系统，在肺结节筛查等疾病识别中的准确率超过95%。在智慧城市建设方面，智能交通系统通过优化信号灯配时等应用，使试点城市主干道通行效率提升15%-25%。上述实践表明，在法治框架内推进技术落地能有效释放其经济社会价值，同时也呼唤着构建与之匹配的治理框架。

从全球视野观察，人工智能治理呈现出多元化思路。欧盟通过《人工智能法案》确立了基于风险分级的监管模式，建立了禁止类、高风险类、有限风险类和最小风险类的四级监管体系。美国则采取创新导向的监管策略，在《人工智能行政命令》中，注重通过标准化建设和行业自律来推动创新。日本则采取“监管沙盒”的方式，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为创新提供宽松环境。相比之下，我国治理路径的特色体现在“发展与安全并重、创新与规范协同”的理念上。这种理念既通过监管沙盒等机制为创新保留试错空间，又通过建立分级分类监管体系防范风险。我国在这一领域创新探索出的数据权益分配与流通利用机制，既保障了数据安全，又畅通了数据要素市场循环，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提供了有益借鉴。

然而，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人工智能法治建设仍面临诸多挑战。在立法层面，专门性法律缺位，《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等法律之间的协调配套尚不完善。监管实施中，部门职责不清晰、交叉与标准不统一的问题依然存在，算法透明度要求与商业秘密保护需要更好平衡。技术治理层面，数据质量参差不齐、算法偏见难以检测、责任界定模糊等亟待破解。此外，在知识产权保护、跨境数据流动等领域，还存在规制滞后现象。这些短板若不能及时补齐，可能制约人工智能产业的可持续发展，甚至带来新的社会风险。

面向“十五五”时期，完善人工智能法治保障需要系统推进、多措并举。首要之举是加快立法进程，构建以分级分类监管制度为核心、技术标准体系为支撑的规范系统。在监管创新方面，建立跨部门协同监管平台，统一执法标准，在自动驾驶等特定领域推行监管沙盒制度，设立创新实验区，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促进创新。

在数据治理方面，突破产权界定难题，建立数据持有权、加工使用权和数据产品经营权“三权分置”的制度安排，建立覆盖数据收集、使用、销毁等全生命周期的管理机制，特别是在训练数据质量评估、数据标注规范等建立统一标准。

在算法问责方面，建议建立覆盖设计、开发、部署全流程的问责机制，特别是在高风险领域设置强制性评估要求。引入算法影响评估制度，要求开发者在系统部署前进行公平性、透明度、安全性评估，并赋予用户解释请求权和异议权。

此外，着力构建“政府监管、企业自治、行业自律、社会监督”的多元共治格局。强化企业主体责任，推动伦理审查内化为研发流程，鼓励设立算法治理委员会。指导行业协会制定更高水平的行业准则和技术规范，建立人工智能伦理认证体系。完善公众参与机制，通过听证会、专家评议、民意调查等方式凝聚社会共识，确保技术发展符合公共利益。在国际层面，积极参与全球规则制定，推动建立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秩序。

▐ 编辑：赵晓迪

▐ 编审：王   慧

▐ 审核：常淋林

▐ 终审：朱宝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