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昔底德陷阱”，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此说法源自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他认为，当一个崛起的大国与既有的统治霸主竞争时，双方面临的危险多数以战争告终。

发展历史

概述

修昔底德陷阱几乎已经被视为国际关系的“铁律”。

“修昔底德陷阱”说法源自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观点，这位历史学家认为，当一个崛起的大国与既有的统治霸主竞争时，双方面临的危险--正如公元前5世纪希腊人和19世纪末德国人面临的情况一样。这种挑战多数以战争告终。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成就急剧崛起震惊了陆地强邦斯巴达。双方之间的威胁和反威胁引发竞争，长达30年的战争结束后，两国均遭毁灭。 ^[1]

修昔底德总结说，“使得战争无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日益壮大的力量，还有这种力量在斯巴达造成的恐惧”。

“修昔底德陷阱”翻译成当代语言就是：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来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

案例

古雅典与斯巴达

古雅典的迅速崛起震动了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老牌陆地强权斯巴达。恐惧迫使斯巴达人做出反应。威胁和反威胁催生了竞争，接着是对抗，最终酿成冲突。长达30年的战争最终毁了这两个城邦。 ^[2]

德国与世界大战

人们发现，自1500年以来，一个新崛起的大国挑战现存大国的案例一共有15例，其中发生战争的就有11例。最显著的就是德国。德国统一之后，取代了英国成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在1914年和1939年，德国的侵略行为和英国的反应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 ^[2]

日本与侵略战争

在亚洲也有类似的经历。日本崛起之后，就想挑战欧洲殖民地在亚洲建立起来的或者正在建立的秩序，确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秩序，最终爆发了日本以反对西方列强为名而侵略亚洲其它国家的战争。 ^[2]

英荷战争

17世纪至18世纪英国与荷兰断断续续打了4仗。

七年战争

1756-1763，英国、普鲁士与法国、奥地利、西班牙等国大打出手。

美国独立战争

1775年—1783，北美地方势力与英国殖民政府之间的战争。

克里米亚战争

1853-1856，英国、法国与沙皇俄国之间的战争。

普法战争

1870-1871，普鲁士与法国开战。

日俄战争

1904 -1905 ，日本与俄国在中国东北进行的战争。

修昔底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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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昔底德（希腊文：Θουκυδίδης，英文：Thucydides，公元前460年或455年—公元前400年或395年），古希腊历史学家，是在高度成熟了的希腊文化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 ^[1]

中国政局

编辑

本无“修昔底德陷阱”

2015年，习近平访美时在欢迎晚宴上表示：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 ^[3]

中国崛起应避免陷修昔底德陷阱

习近平在《世界邮报》创刊号的专访中，针对中国迅速崛起后，必将与美国、日本等旧霸权国家发生冲突的担忧，习近平在专访中反驳说：“我们都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

习近平指出中国不会陷入中等发达国家停滞不前的沼泽，强调“我们都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既昭示了中国梦的光明前景，也指出了西方大国应抛弃二元对立观，避免在世界制造冲突、隔阂与对抗，导致两败俱伤，而要走和平共荣的道路。西方大国更应反思历史、接纳中国，适当做出调整和让步，若针锋相对则难免重蹈历史的覆辙。 ^[4-5]

对西方大国有如醍醐灌顶

习近平强调“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对西方大国有如醍醐灌顶。中国自改革开放以后不断在经济、政治、军事等综合实力方面的崛起，便不断从美国等西方国家传来所谓的“中国威胁论”，表示出外国对于中国的崛起会影响和威胁到其本国的利益，即试图通过这种舆论减缓中国的发展速度或在国际舞台中孤立中国。这种自陷“修昔底德陷阱”的心态，是绝对荒谬的。 ^[4-5]

三中全会使中国不会陷入“拉美陷阱”

习近平在专访中满怀信心地说，中国不会陷入中等发达国家停滞不前的沼泽。他援引邓小平“改革开放要坚持一百年不变”的话表示，中国正在准备进行社会、经济全面改革。世界上很多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都曾出现“发展风险期”。 当一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处于人均1000美元至3000美元之时，增长与问题、发展与矛盾交织在一起，是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矛盾最易激化的时期。 拉丁美洲的不少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到21世纪初，人均GDP达到2000美元。 这时期，失业率持续攀升，贫富悬殊， 两极分化，各种社会矛盾凸现和激化，社会动荡不安，群众的抗争此起彼伏。“拉美陷阱”给人们的经验和教训是深刻的，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进行社会、经济全面改革，从根本上转变、完善和创新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观念、道路、模式、战略，才能跳出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拉美陷阱”。

习近平:避免陷"修昔底德陷阱" 中国没无霸权基因

2014-01-24 14:07  来源：环球网  说两句  分享到：

　　香港《文汇报》1月24日文章 原题：习近平“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意义重大习近平指出中国不会陷入中等发达国家停滞不前的沼泽，强调“我们都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既昭示了中国梦的光明前景，也指出了西方大国应抛弃二元对立观，避免在世界制造冲突、隔阂与对抗，导致两败俱伤，而要走和平共荣的道路。西方大国更应反思历史、接纳中国，适当做出调整和让步，若针锋相对则难免重蹈历史的覆辙。

　　美国《赫芬顿邮报》子报《世界邮报》创刊号于1月22日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会议上发布，创刊号刊登了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专访。针对中国迅速崛起后，必将与美国、日本等旧霸权国家发生冲突的担忧，习近平在专访中反驳说，我们都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

　　对西方大国有如醍醐灌顶

　　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是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此说法源自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观点，这位历史学家认为，当一个崛起的大国与既有的统治霸主竞争时，双方面临的危险--正如公元前5世纪希腊人和19世纪末德国人面临的情况一样。这种挑战多数以战争告终。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成就急剧崛起震惊了陆地霸主斯巴达。双方之间的威胁和反威胁引发竞争，长达30年的战争结束后，两国均遭毁灭。

　　习近平强调“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对西方大国有如醍醐灌顶。中国自改革开放以后不断在经济、政治、军事等综合实力方面的崛起，便不断从美国等西方国家传来所谓的“中国威胁论”，表示出外国对于中国的崛起会影响和威胁到其本国的利益，即试图通过这种舆论减缓中国的发展速度或在国际舞台中孤立中国。这种自陷“修昔底德陷阱”的心态，是绝对荒谬的。

　　“中国威胁论”提出的两个原因

　　外部国家提出“中国威胁论”，笔者多年前指出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中国经济、军事崛起的速度之飞快、规模之宏大，令美欧和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周边国家)目不暇接，深感意外，既无法阻止，也不可抗拒，又难以适应，因而产生国家危机感，民族心理受挫感;从经济、政治、安全到心理、自尊都感觉受到强大崛起的“中国威胁”。尤其美国举国上下都强烈意识到崛起的中国正在赶上，甚至在一些领域已经超越美国，严重威胁美国的全球利益，激烈挑战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于是乎大造“中国威胁”、“中国恐惧”的国际舆论，借以孤立中国、遏制中国。

　　二、 虽然新时期崛起的中国其自身的历史文明、现实文明，发展文明，在本质和理念上都与历史上崛起的帝国例如英德美日帝国有 根本的区别。但是中国对自身先进的文明理念、发展理念、崛起理念，在文宣上严重滞后，在传播上严重落后，而且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话语权缺位，运用更是乏力。因而面对“中国威胁论”、“中国恐惧症”，从理论到实际只是被动应对，破解无方，化解无力。

　　针对上述两个原因，笔者认为，从中国政府到民间都应做审时度势的调整，采取积极、主动，冷静、理性，且富于创意性的战略和战术行动来逐渐化解对中国崛起的恐惧。

　　英国《金融时报》去年8月28日发表评论文章指出，中国已经崛起为超级大国，并将在未来十年内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面对中国崛起给美国造成的压力，美国更应反思历史、接纳中国，适当做出调整和让步，若针锋相对则难免重蹈历史的覆辙。

　　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也是世界梦

　　习近平在专访中谈到，自170年前的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从未如此接近中国复兴之梦。“今年即使不采取经济扶持政策也完全可以达到‘保7’增长目标。只要保持这样的增长率，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2021年，中国人均GDP就可以比2010年翻一番。2010年中国的人均GDP为4,434美元，就是说到2021年要提高到8,800美元。”

　　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从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高度掌握了国际话语权。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三重身份的国家：东方文明古国、发展中大国、新兴国家。中国的多重身份，折射出中国梦的多重内涵：东方文明复兴梦，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梦，新兴大国梦。中国的多重属性，决定了中国梦不只是单纯的中国的国家梦、民族梦、人民梦，也是世界梦、文明梦。

　　美国著名汉学家白鲁恂称，中国是一种文明。世界对中国的期待，就是对中华文明的期待。西方基督教文明在创造人类大量财富的同时，也以其二元对立观在世界制造了冲突、隔阂与对抗，陷入经济学家熊彼特所言“创造性毁灭”怪圈。中国梦的实现过程，将是开创超越西方现代化模式、探索人类新文明的过程，这既是世界的期待，也是人类文明的期待。

　　三中全会使中国不会陷入“拉美陷阱”

　　习近平在专访中还满怀信心地说，中国不会陷入中等发达国家停滞不前的沼泽。他援引邓小平“改革开放要坚持一百年不变”的话表示，中国正在准备进行社会、经济全面改革。世界上很多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都曾出现“发展风险期”。 当一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处于人均1000美元至3000美元之时，增长与问题、发展与矛盾交织在一起，是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矛盾最易激化的时期。 拉丁美洲的不少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到21世纪初，人均GDP达到2000美元。 这时期，失业率持续攀升，贫富悬殊， 两极分化 ，各种社会矛盾凸现和激化，社会动荡不安，群众的抗争此起彼伏。“拉美陷阱”给人们的经验和教训是深刻的，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进行社会、经济全面改革，从根本上转变、完善和创新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观念、道路、模式、战略，才能跳出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拉美陷阱”。

　　去年11月举行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中国改革历史新起点上，翻开全面深化改革历史新篇章，树立又一个历史里程碑。三中全会使中国不会陷入“拉美陷阱”。三中全会开启历史新篇章的全面深化改革是利在中国惠及世界，功在当今名扬千古的伟大事业。这不仅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也是人类社会走向兴旺繁荣的伟大事业。这不仅是中国人民的骄傲，也是世界人民的骄傲。

正确认识“修昔底德陷阱”

　　中美两国专家日前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举行的中美关系研讨会上表示，两国应加强合作，寻求管控分歧。

　　2014年1月，美国《赫芬顿邮报》旗下《世界邮报》创刊号刊登了对习近平主席的专访。针对一些人对中国迅速崛起后必将与美国发生冲突的担忧，习近平主席指出，我们都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美时再次提到：“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那么，什么是“修昔底德陷阱”？中美之间是否真的存在“修昔底德陷阱”？如何才能避免落入“修昔底德陷阱”？

　　“修昔底德陷阱”并不必然存在

　　王义桅

　　2400多年前，古希腊曾爆发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与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联盟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认为，雅典的日益强大引起了斯巴达的恐惧，斯巴达必须回应这种威胁，因此引发了这场战争。这种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之间必有一战的逻辑，就是“修昔底德陷阱”。

　　从国际关系理论来说，“修昔底德陷阱”表明了一种安全困境，即在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情境下，每个国际行为者都担心被其他行为者侵害、占领或消灭，因此为了安全就要增加权力；但对方也会增加权力以应对威胁，若两个行为者无法调控分歧，那么只有通过战争来解决问题。今天，因中国迅速崛起而引发的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恐惧，让一些人认为中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也有可能掉进这个“修昔底德陷阱”。其实，这是对中国大国关系的一种误读。2000多年前发生在爱琴海边上的城邦国家故事不会是主导今日国际关系的魔咒，而战争、霸权转移更不会是未来中国与其他大国关系的主旋律。从时代条件、全球化体系、国家属性等层面来分析，中国与其他大国之间原本就不存在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

　　迈向新型大国关系是时代潮流

　　2013年6月，习近平主席同奥巴马总统在安纳伯格庄园会晤，就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达成共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逐渐明确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共同努力构建的新型大国关系是建立21世纪新型国际关系的关键环节。因为世界无法承担中美交恶的代价，时代呼唤中美迈向新型大国关系。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与最大发达国家，中美两国对世界秩序和人类未来共具担当，需要合作引领人类可持续发展。这关系到21世纪的世界是重复战争悲剧还是开创世界格局新未来。

　　这种新型大国关系包含以下一些要素。一是不冲突、不对抗。这是指不发生军事冲突、战略对抗。以中美关系为例，中美都极力避免冲突局面。否则，美国的盟国将忧心忡忡，其他国家也会无所适从。世界需要中美关系稳定、合作。二是相互尊重。相互尊重核心利益与重大关切是大国关系平稳健康发展的关键。对美国而言，尽管美国对中国仍有所保留，害怕影响其国内政治生态和对盟友保护的能力，但在工作层面仍然要遵循这一原则。三是合作共赢。美国等国家需要以更加清醒、理性的目光观察中国。中美许多冲突点可转化为合作点，零和博弈事务领域也可转化为共赢事务领域。

　　相互依存度持续加深是大国合作的不竭动力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愈益加深，各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与其他大国同处在经济全球化体系之中，相互依存，根本不同于2000多年前雅典与斯巴达的关系。就中美双边关系而言，中美相互依存度还在增加，未来随着中美双边投资协定的达成，中美利益共同体将更加稳固。从国际层面讲，世界日益增长的对公共产品的期待是中美合作的不竭动力。不存在中美合作达到极限一说。世界性问题与挑战有多大，中美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合作的空间就有多大。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可行、可期。世界不仅无法承担中美冲突、对抗的代价，甚至无法承担中美不合作的后果，中美合作是全球治理的必要条件。比如，在巴黎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若没有中美气候共识，会议便无法取得进展。世界要实现和平稳定发展，中美必须合作。中美合作是互补发展、相互依存的必然结果，也是超越双边、利好世界的客观要求。面对世界日益增多且复杂的问题与挑战，中美作为大国，对促进全球经济增长以及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肩负着重大责任。中美合作可以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维护国际与地区秩序稳定。中美两国是全球公共领域的利益攸关方。维系全球稳定与安全，两国可谓责无旁贷。

　　建设性管控分歧是实现合作的前提

　　当今世界，中国与其他大国之间不具备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客观条件，但这并不意味着主观上可以不重视大国关系的构建。大国关系始终是合作与博弈的辩证统一，大国之间要实现合作共赢，还需各国共同努力，建设性管控分歧，将冲突点转化为合作点。

　　仍以中美关系为例。由于历史因素和现实境况，美国对中国仍有不少忧虑。美国国内一些人士习惯性地对中国产生战略猜疑。如今，中美之间有众多潜在冲突点，比如南海问题、网络安全问题、金融问题、台海问题等。然而，中美有一百个理由冲突，更有一千个理由合作。习近平主席强调：“看待中美关系，要看大局，不能只盯着两国之间的分歧，正所谓‘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中美在全球治理领域有着广泛共同利益，能够以合作化解冲突，建设性管控分歧，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共同推动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不仅有利于双方发挥各自优势、加强合作，也有利于双方合作推动解决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

　　摒弃有你无我的国家利益观

　　叶自成

　　“修昔底德陷阱”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专有概念，被许多西方学者视为国际关系中不可避免的规律。根据一些西方学者统计，在1495—1975年间，欧洲共发生了119次大国战争，其中崛起大国与霸权国同时参加对立双方作战的战争有64次，占全部大国战争的54%。这些西方学者从历史考察中得出了“新兴崛起大国与现存霸权大国之间战略冲突不可避免”的结论。今天，有些人以这一旧逻辑来观察中美关系，认为中美之间也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那么，“修昔底德陷阱”到底是国际关系中不可避免的规律，还是只是人们对过去国际关系中大国冲突与战争的一种习惯性的心理联系和暗示？习近平主席认为，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可见，“修昔底德陷阱”并不是一种现实的客观存在，而是由大国之间主观上相互战略误判引起的。这种战略误判，包括对自己和对方战略实力的误判，对国际环境、时代特征、时代潮流的误判，对对方战略意图的误判，对其他主要大国战略意图的误判，对自己国内政治经济军事发展形势的误判，等等。在这些误判的基础上，就可能制定错误的战略决策、采取错误的战略行动，从而导致大国冲突和战争的发生。

　　如何才能客观判断国内外大势并作出正确战略决策，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一直致力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这些努力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关键点。

　　正确认识当今时代潮流。习近平主席指出：当今世界，开放包容、多元互鉴是主基调，相互联系、相互依存是大潮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主旋律。没有和平，发展就无从谈起。今天的世界发展出现了新特征，就是经济全球化使各国之间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关联，这不仅大大弱化了大国对抗的意愿，更显著降低了彼此发生冲突和战争的风险。大国对抗与独霸世界已经成为历史，国际社会只能走相互合作的道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为中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奠定了基础。

　　正确处理维护现有国际秩序与构建新国际秩序的矛盾。过去，大国关系对抗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各方都想建立或维护以自己为中心并在其中占优势和主导的国际秩序。要避免大国之间、大国集团之间的冲突和战争，就必须处理好尊重现有国际秩序与构建新国际秩序的关系，放弃以往要么完全推翻现有秩序另起炉灶、要么固守陈规的旧思维。面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各国同舟共济的客观要求，我们提出共同享受尊严、共同享受发展成果、共同享受安全保障，以合作共赢作为实现目标的共同途径，共同遵守规则的观点，一方面对联合国安理会、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构成的现有秩序的合理内容给予肯定和坚持，另一方面又提出扩展和增加新兴国家的作用与影响等新的合理要求，同时还以增量发展的方式推出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建设“一带一路”等新的合作举措，既维护二战后国际秩序中的合理安排，又积极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以新型义利观正确处理本国利益与他国利益的矛盾。要避免过去大国的冲突与战争，就应彻底摒弃有你无我、以力取利、赢者通吃的以零和博弈为特征的传统国家利益观。习近平主席在争取、维护、发展中国国家利益的外交实践中，在吸收中国传统义利观合理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外交的新型义利观。新型义利观注重在追求、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弘义融利。比如，中国在提出革新不合时宜的国际秩序时，也关注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合理利益；在与拉美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时，也关注美国在拉美的利益考虑。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大国关系构建应重视价值观因素

　　林宏宇

　　2013年，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在安纳伯格庄园会晤，就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达成共识。这之后，中美两国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在此过程中，中美关系也出现过一些波动、矛盾。目前，中美两国之间传统关系范畴依然在起作用，依然强调两国关系是建立在共同的国家利益基础之上的。但需要正视的是，现实的国家利益是因时而异、变化不定的。要想保持中美关系的长期稳定，避免落入“修昔底德陷阱”，除了共同的国家利益，还应找到一个更稳定的基础，那就是价值观。

　　按照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原理，价值观在大国关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价值观认同是国际关系的关键变量。因此，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除了要重视现实利益因素，还要重视价值观念的因素。尽管中美之间在历史文化、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但在全球治理进入新阶段的时代条件下，国际社会所提倡的价值观不能仅是西方国家所提出的自由、民主、人权等理念，而应是超越国界、对全世界有益的价值观。

　　当前，随着非国家行为体作用凸显、非传统安全威胁日益严重等一系列世界性问题和挑战的出现，已有的全球治理机制显得力不从心，越来越暴露出一些缺陷和不足。近年来，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新兴市场国家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全球治理的协作程度和国际受益面不断扩大，全球治理体制变革正处在历史转折点上，新的全球治理机制呼之欲出。

　　中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具活力的新兴经济体之一，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有影响力的成熟经济体，两国将在全球治理机制变革中扮演重要角色。中美两国GDP占世界的比重高达34%，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60%，在气候变化、世界疾病防控、国际维和行动、国际金融安全、国际贸易平衡、国际恐怖主义等全球治理问题上担负着十分重大的责任与使命，这使得两国之间的共同需要不断增加。中美作为当今世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两个大国，都对世界和平与人类发展事业负有不可推卸的全球责任。全球治理需要中美两国携手合作，共同应对世界性的新问题与新挑战。因此，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价值观念应成为超越国界的全球价值观念。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应强化这样的价值观认知，并在此基础上共同承担应有的责任。

　　当前，国际格局与国际秩序变化不定，国际安全形势堪忧，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急需大国合作，而非大国对抗。美国一些战略学者在近期言论中也表达了类似观点，比如有人认为，当今世界秩序如果不加约束，会产生一种貌似有序但实则逐渐向无序状态演进的长期趋势，这个趋势将不利于未来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如此，中美更需要在全球和平发展与安全稳定问题上加强合作，携手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新时期全球治理的需要，中美两国应携手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治理的新问题与新挑战。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必将获得国际社会越来越广泛的认同。

　　（作者为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主任）

大国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本报记者 申孟哲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5年11月27日 第 16 版）

　　从2014年起，习近平在多个场合提到“修昔底德陷阱”。在与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多次会面中，两国元首也共同谈到这一话题。

　　这一话题为何如此受到习近平的重视？它的内涵是什么？中美两国如何避免这一陷阱？

　　修昔底德陷阱是什么？

　　2014年1月，美国《赫芬顿邮报》子报《世界邮报》创刊号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会议上发布。在这份创刊号上，有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专访。

　　当时，世界上有这样一种论调：“中国迅速崛起后，必将与美国、日本等传统强国发生冲突。”

　　针对这种担忧，习近平在专访中说：“我们都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

　　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是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

　　这一概念源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他看来，当一个崛起的大国与既有的统治者霸主竞争时，双方面临的矛盾冲突，多以战争告终。在巨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修昔底德以雅典和斯巴达的战争为例：在当时的“崛起大国”雅典领头的提洛同盟与“守成大国”斯巴达领导的伯罗奔尼撒联盟之间，最终爆发的战争持续了27年，以斯巴达获胜告终，也使得整个希腊由盛转衰。

　　“雅典的崛起以及斯巴达对于雅典崛起的担心，使得战争无法避免。”修昔底德总结说。

　　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修昔底德陷阱几乎已经被视为国际关系的“铁律”。根据哈佛大学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首任院长格拉汉姆·阿里森（Graham Allison）的研究，从16世纪上半叶到现在的近500年间，在16组有关“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的案例中，其中有12组陷入了战争之中，只有4组成功逃脱了“修昔底德陷阱”。

　　而落入陷阱的例子不可胜数：19世纪末的德国和英国，20世纪发展起来的日本，最终都引发了大规模的战争甚至是世界大战。

　　因此，在格拉汉姆·阿里森眼中，如果从历史上看，中国作为当今世界的崛起大国与作为守成大国的美国之间的战争似乎“难以避免”。

　　但是习近平显然不这么看。2015年9月22日，在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出席华盛顿州当地政府和美国友好团体联合举行的欢迎宴会时，习近平发表演讲说：“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

　　也就是说，大国之间的战略误判，以及由此引发的猜疑、威胁和反威胁，才是大国之间一再落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根本原因。而要跳出这个陷阱，显然就要从这方面做文章。

　　这是习近平第二次在公开场合谈到修昔底德陷阱。之后，在访美的行程中，他有两次谈到这一陷阱，一次是在与奥巴马总统会面时，一次是在会见美国国会参议院和众议院领导人时。

　　太平洋足够宽阔

　　如果单纯按照修昔底德的逻辑，中美之间确实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关口——世界上排名前两位的经济体，一个是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一个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两国都在世界事务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按照保守主义者的思维，中美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对抗、摩擦、猜忌，也为“修昔底德陷阱”提供了担忧的可能。

　　但事实上，中国不是雅典，美国也不是斯巴达。如习近平所言，宽阔的太平洋，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中美都面临时代赋予的机遇，中国的崛起不意味着美国的终结。

　　一方面，当今亚太是全球经济发展速度最快、潜力最大、合作最活跃的地区，也是中美利益交织最密集、互动最频繁的地区；另一方面，亚太也面临各种挑战，一些经济体复苏脆弱，各类安全威胁依然存在。促进亚太和平稳定繁荣，是中美两国的重要使命，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愿望。亚太应该成为中美加强协调和配合的合作社，而不应该成为中美互相角力的角斗场。

　　比如，在经济上，现在，中美双边贸易额已达5551亿美元，中国企业在美直接投资遍布美国45个州；两国之间，每17分钟就有一个航班起降，平均每天1.2万人来往于中美之间。两国在对方国家的留学生总数已逾50万。

　　根据专业预测，2022年，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进口国，中美两国也有望成为彼此最大贸易伙伴。到那时，美国对华的出口将超过5300亿美元，产生超过334万个工作岗位。

　　而在国际事务和世界治理方面，中国和美国也在联手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伊朗核问题、朝核六方会谈、南苏丹、阿富汗、中东等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都需要中美共同斡旋解决，气候变化、反恐、维和、减贫与发展等几乎所有全球性挑战也需要中美共同应对。

　　中美两国之间确实存在一些分歧，但从中美关系的全局把握，两国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双方合作始终是主流。如习近平所言，“中美两国合作好了，可以成为世界稳定的压舱石、世界和平的助推器。”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国强必霸”不是中国发展的逻辑，这一点，中国历代领导人都反复说过。就中国的记忆而言，近现代以来的惨痛战争史，让中国人更加珍视和平，也明白发展才是中国的第一要务。中国追求的“中国梦”，和闻名世界的“美国梦”之间，也存在着共通的空间。

　　前文已经说到，落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大国，大多数是因为战略误判。在这种误判中，信息的不对称、双方的不信任，可能会促使局势一步步升级，从遏制、制约逐步到军备竞争、摩擦对抗甚至是战争。

　　而看待中美关系，要看大局，不能只盯着两国之间的分歧，正所谓“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中美两国经济总量占世界1/3、人口占世界1/4、贸易总量占世界1/5。这两个“大块头”不合作，世界会怎样？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

　　“度之往事，验之来事，参之平素，可则决之。”要跳出修昔底德陷阱，习近平给出的答案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什么是新型大国关系？答案就是，建立“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大国关系”。

　　2015年9月22日，习近平说，在这方面，中美应该做好这样几件事：“第一，正确判断彼此战略意图。同美方一道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实现双方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是中国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我们愿同美方加深对彼此战略走向、发展道路的了解，多一些理解、少一些隔阂，多一些信任、少一些猜忌，防止战略误解误判。我们要坚持以事实为依据，防止三人成虎，也不疑邻盗斧，不能戴着有色眼镜观察对方。”

　　两天后，在与奥巴马会面时，习近平进一步提出，下一阶段，双方应该继续加强高层交往，积极拓展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加强舆论引导，保持中美关系发展良好势头，并为今后更长时期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奥巴马也表示了类似的观点：“我不认同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必将发生冲突的‘修昔底德陷阱’。大国尤其是美中之间更要尽量避免冲突。我相信美中两国有能力管控好分歧。美中之间的竞争应该是建设性的、具有积极意义的。”

“修昔底德陷阱”对中国是个伪命题 - 人民日报海外网

绝不能把雅典与斯巴达的关系同中国与美国的关系进行简单的比较，更不能将“修昔底德陷阱”附在中国身上，这种做法显然是犯了严重的知识性错误。

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和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西方人士对中美关系出现的变化表达出不安和忧虑：中国是否会取代美国成为国际体系的主导者？中国是否会用武力的方式颠覆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作为崛起国的中国与作为守成国的美国，是否会陷入大国政治的悲剧，即陷入战争？这些忧虑实际上反映出，前些年的“权力转移论”①正在演化为中国崛起进程将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这一说法。不过，从本质上来看，“权力转移论”与“修昔底德陷阱”并非不同。

权力转移理论中的“修昔底德陷阱”

“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概念由美国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于2012年提出，源自修昔底德的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论述的内容。在修昔底德看来，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是当时希腊的守成者，而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是希腊的崛起者。他认为，雅典的崛起以及由此引发的斯巴达的恐惧导致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这就是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

在此之前，美国学者奥根斯基(A.F.Kenneth Organski)1958年提出了“权力转移理论”。他认为，“在现有的国际秩序完全确立，完成了利益分配之后积累了足够实力”的那些强大而不满的国家，较有可能成为国际体系的挑战者。由于主导国不肯出让更多的利益，挑战国便试图通过自身快速增长的、与主导国匹敌甚至赶超主导国的实力，改变原有体系的秩序、原则，谋求在体系中更符合自身实力的地位，以便享有它们认为应得的特权。挑战国挑战原有体系的成功，意味着权力由一国向另一国过渡，标志着一个新秩序的开启。这个观点后来被人称为权力转移理论，而艾利森随后演绎的“修昔底德陷阱”不过是权力转移理论的一个案例。

根据奥根斯基的观点，大国之间能力的再分配会导致国际局势不稳定，甚至引发大国之间的战争。战争大致会在以下三种情形下爆发：一是权力转移时原来的主导国会对挑战国发动预防性战争；二是当挑战国崛起到一定程度，原有国际体系已不能再为其崛起提供新的环境支持和制度收益时，它们将动用武力打破原有的国际体系，来获得更大的收益；三是在权力转移临界点上，原有的主导国和挑战国都想成为新的力量格局中的主导者而爆发争夺霸权的战争。艾利森所说的“修昔底德陷阱”大致是在这三种情况之内。

“修昔底德陷阱”对中国是伪命题

然而，中国的情况根本就不在其中。第一，中国不是作为挑战者的崛起国，而是主动融入美国主导下的国际体系中的崛起国。

第二，对于国际体系，中国不仅仅是参与者，而且还是一个积极的建设者。虽然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存在严重的问题，但中国如果不融入其中，就很难推进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因此，为了实施对外开放战略，中国先是逐渐融入现有国际体系之中，然后在自我能力范围之内推进国际体系的改革。中国的崛起从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中获得了巨大收益，但也由于中国不断推进国际体系的改革，从而使得中国不断从这个国际体系中获得制度性收益。也正因为如此，中国一直主张要维护既有的国际体系，从来没有主张要推翻既有的国际体系。此外，不仅中国在既有国际体系中持久收益，其他新兴国家也在既有国际体系中获得可持续性的收益。中国与所有新兴国家一道，在维护既有国际体系的前提下，推进全球治理的改革。

第三，中国崛起是事实，美国相对衰落也是事实，但双方并没有发展到权力转移的临界点。虽然中国已经在经济规模上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的经济质量依然不高。特别是与美国相比，中国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与美国之间存在着较大差距，包括国家创新力、科技实力等。此外，即便中国与美国已经处于权力转移的临界点，中国也不会去做世界霸主，相反，中国愿意以国家能力为基础，为世界承担更多责任。实际上，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是“反哺”周边国家乃至世界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发展倡议。

将中美关系与雅斯关系进行比较，我们会发现两者关系差异巨大：第一，中国不称霸，不推行霸权主义，不是雅典这样的崛起国，崛起是为了构筑自己的霸权地位。第二，中美关系已经是相互依存度非常高的双边关系，不仅在利益上而且在战略上，美国依然是主导国，但美国解决大部分全球性问题都需要中国的配合和帮助。第三，中美关系是对世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双边关系，没有第三种力量能够改变中美关系的实质，这同雅典与斯巴达的关系有着根本性区别。鉴于此，绝不能把雅典与斯巴达的关系同中国与美国的关系进行简单的比较，更不能将“修昔底德陷阱”附在中国身上，这种做法显然是犯了严重的知识性错误。

中国崛起应持“中国视角”

虽然有学者统计过，自1500年以来，在15次大国权力转移中，有11次是因为陷入安全困境而开始，并以战争的形式解决问题的。然而，国际关系史是考察西方大国成长的历史，缺乏对中国大国成长历史的考察。问题是，历史上，中国大国的成长往往取决于内部。

伯罗奔尼撒战争大约发生在中国春秋战国的过渡时期。当时，诸侯国的兴衰不是由外部因素，而是由内部因素决定的。春秋时期，最早称雄于各诸侯的是郑国。到战国时期，七国实力此消彼长，但最终的结局是六国灭亡，秦国一统天下。六国何以亡？苏洵就指出：“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实际上，六国是为了各自执政集团的既得利益贿赂秦国而亡。秦国统一中国以后，秦始皇本以为可以开万世之伟业，可没有想到，在秦二世继位不久，便“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总结得最为经典的当属杜牧。他在《阿房宫赋》中说：“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因此，内部问题解决不好才是真正的困惑和陷阱。

当代中国不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是否意味着中国崛起进程中没有任何困惑？其实不然。首先，过去40年，中国的发展虽然迅速，崛起的速度非常快，在新的发展中又产生了一些新问题。因此，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必须全面深化改革。其次，中国现代化发展中存在着严重的二元现象，既有城乡二元现象，也有地区二元现象，甚至在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发展方面也存在二元现象。因此，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解决这一矛盾的重要方法是发展。再次，中国的发展质量不高，也是长期来困扰中国现代化和中国崛起进程的重要因素。因此，中国的大国成长进程要具有高质量的可持续性，至关重要的是解决内部问题。

（胡键，上海社会科学院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中国论坛网特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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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①“权力转移论”：密歇根大学教授奥根斯基(A.F.Kenneth Organski)于1958年在其所著《世界政治》一书中首次提出这一理论。奥根斯基认为，国际体系并非静态，而是随着国家权力与增长率的此消彼长而发生变化。增长率的不平衡主要由人口数量、经济生产力和国家从社会中汲取资源的政治能力及运用这些资源促进国家整体利益过程中发生的变化所驱使。奥根斯基进一步指出，如果一个大国的力量增长到至少为现主导国力量的80%，则该大国会被看作是现主导国及其国际体系控制力的“挑战者”。